我看過侯孝賢執導的電影作品《童年往事》，電影訴說的往事其實是侯孝賢童年生活的寫照。最近年邁的母親辭世了，這勾起了我童年時候在故鄉生活的點點滴滴往事。我前三分二的童年是在故鄉新會的縣城度過，直至我八、九歲那年和細我兩歲的妹妹、細我三歲的弟弟跟隨母親到香港與父親團聚，才告別了故鄉的生活，在香港的離島長洲度過我餘下的童年。

我在新會縣城的祖屋中長大，現在我對這所祖屋留下的印象已經十分模糊了，細小的我覺得祖屋十分、十分大和陰暗，全屋好像只有兩三扇窗子。房子的最後方是一個有磚牆圍住的露天的空地，圍牆旁邊開了一口井，我們平日就是飲用這口井裡的水。離井不遠處長了一棵高高的樹，是甚麼樹我已無法記得了。樹旁有一個蹲著來解決的舊式茅廁。祖屋並不全屬我們一家，屋子前面那一部份住了我的伯父一家人。

我居住的縣城是有汽車行走的，不過很久才有一兩輛汽車走過。那裡還有人民會堂和一兩所戲院。我家離開種禾稻的田野和鄉村好像是很遠的，要走許多路或者乘坐汽車才可到達。

記得那時候我是一個貪玩和不很聽話的孩子，一有機會我便赤腳溜到街上找別的孩子玩耍。那時候物質生活十分匱乏，只在大時大節才有機會穿鞋子，平日小孩子都習慣了赤腳走路的。我經常溜到離家很遠的地方玩耍而忘了吃飯的時間，母親要到街上四處找尋和不停高聲叫喊我的名字呼喚我回家吃飯，有時候母親被我激得非常氣惱，忍不住痛打我一頓，但痛楚過後我很快又故態復萌了。

離家不遠處有一條我們叫作「涌」的小河，橫過這涌的橋叫「義濟橋」，是一個我最能清楚無誤道出的故鄉地方的名字。橋旁邊有石級直落到涌面，我們一班貪玩的小孩經常偷偷地跳落涌中游泳。涌的水流很急，跳進去游泳是十分危險的，母親從來不准許我到涌裡游泳，有一次她知道我違抗了她的命令，狠狠地打了我一頓。

在街上是不愁找不到和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孩子一起玩耍的，拍公仔紙、打玻子和一些我已經無法說得出名字的小孩子玩意，那時候在故鄉是很流行的。在這班一起玩耍的小孩中有一個我最要好的朋友，他年紀大我兩三歲，名字中有一個「柱」字，我們稱呼他時都在「柱」的前面加上一個粗口字，這個粗口字我不便寫出來，這裡用Ｘ代表它。有一件「Ｘ柱」氣弄我，令我哭笑不得的事，現在說來也有點尷尬。有一次我在家中蹲在茅廁大解時，「Ｘ柱」突然走進來強行拉開茅廁的門望著我笑，令我羞愧得無地自容，這件事自然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中。一天突然傳來「Ｘ柱」的死訊，不知道他是甚麼原因去世的，他的死是我童年心靈深處最大的失落。

小時候在故鄉的生活是艱苦的，當時的中國一窮二白，我剛好出生在大躍進運動後那個年代，糧食、物資嚴重缺乏。「大躍進」這段歷史我到了香港後才認識。大躍進失敗了，發生全國性大飢荒，有錢也買不到東西，食物是配給的，是要用糧票購買的，每家每口規定了一個月可以買到幾兩肉，幾兩油，多少米……等等。當時自己年紀小，平日大部份時間只懂得嬉戲玩耍，並不真正理解生活的艱苦，對一切事情很容易習慣和滿足。父親年青時在我出生前已經到了香港工作，每個月匯錢回家作家用，也許是這個原因，在其他人眼中我們算是富有了。

雖說有一個在香港做事的父親，平日的生活還是十分清苦的。母親為了我們可以吃得好一些，暗中養了幾頭雞，一來母雞下的蛋可以補充我們營養，二來過節時也可以殺一頭雞加點美味的肉食。不過養雞是要偷偷地進行的，因為一旦有人舉報，可能會有被批判的嚴重後果。晚上母親經常帶我們到外面散步，有時候一家人會偷偷溜進食店吃碗粉麵類的熱食，以調劑一下平日只吃糙米飯菜的貧乏飲食生活。

平日我們很少見到父親，每年他只回鄉探望我們一兩次。我們心中的父親是一個陌生和嚴肅的人，就算和他在一起，除了教導的說話外他很少跟我們說別的話，也很少看見他笑。有一次他回來了，晚上一家人行街散步，我們小孩子喜愛跑跑跳跳和追逐，我不慎跌到擦傷了膝蓋而痛哭。父親當時不發一言，可是一回到家中他便狠狠地打我一頓，邊打邊罵我為甚麼走路不斯文一點，跌傷了是疚由自取。這次被痛打在我細小心靈中留下了永不磨滅的烙印。

母親接受過一點教育，會閱讀和寫字，在母親年輕時那個年代女性地位低下的情況，能有機會接受一點教育算是十分難能可貴了。母親因為有點文化，所以也被選為地方政治委員會的委員，要定時出席委員會的會議。這些會議多數選在晚間開，每當母親開會時，我們三弟妹和別家的孩子便有機會聚在一起在有街燈照明的街上追逐嬉戲了──捉迷藏啦！追人啦！又或者到路旁的野地裡捉蟋蟀、瑩火蟲……等小昆蟲來玩。

那時候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毛主席──毛澤東了，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不時在街上的廣播器播放。除了播放「東方紅」，廣播器每天早上會準時播放早操歌曲和口令，你可以跟隨著口令一起做早操。街道上四週的牆壁貼滿了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和斯太林四人大大的肖像海報，我們都知道蘇聯是中國的老大哥，這四人都是共產世界最響噹噹的人物。牆壁上也不完全是貼著他們的肖像的，有時也會看到如馬師曾、紅線女演出著名粵劇《搜書院》這一類宣傳娛樂活動的海報。

每天我們是赤腳上學的，當然不會有校服這回事。離開故鄉到香港前我讀二年級還是三年級已經記不起了，不過清楚記得的是我讀書的成績不好，不知是那一年我的數學成績只得2分。學校是跟隨蘇聯老大哥的教育制度，分數5分是最高分，取得3分才算合格，所以我數學只取得2分是不合格，那一年我要留級了。讀書時學校四週的環境我沒有留下甚麼清晰印象了，只記得學校的操場是頗大的，操場旁邊有一個練習體操用的雙槓和一個練習跳遠的沙池。我也曾經在槓上練習過一些體操動作，但我的體格並不強健，根本沒有足夠力氣做那些難度較高的動作，最終還是放棄了練習。每天清早全校師生都要在操場列隊，跟隨音樂和口令一起做早操後才返回課室上課。

學校裡差不多每個學生都是紅領巾，我甚麼時候當上紅領巾和它究竟代表那種光榮，現在我已說不出來了，只知道紅領巾是須要無時無刻繫在頸上。

和學校有關的事情我還記得這一件：有一年秋天收割禾稻的季節過後，學校發動全體學生到田地裡執拾收割後脫落留在田地間的穀粒。現在想來，這個運動應該是由政府發動的，因為國家的貧窮實在不容許任由穀粒留在田地間這樣浪費。執拾到的穀粒愈多得到的獎賞便愈多。因為不用上課和有機會集體到野外走動，我們都興高采烈地參與和趁機互相追逐和玩樂。

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鬥爭，所以從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紳」都要被批鬥。批鬥地主的場面我曾看過，那個舊地主低頭跪在眾人面前，那些自認為從前被他欺壓和剝削過的人盡情控訴和罵他，有時還會邊罵邊打，情況相當慘烈和可怕。一些罪無可恕的土豪劣紳被批鬥後更會押往刑場槍斃。有一次我跟隨人群前往刑場觀看行刑的執行，槍斃了的屍體丟棄在現場無人清理，我曾經看到一些屍體連腸臟都流了出來，死狀十分可怕。

母親曾經一個人到香港探望父親，那時候一般人申請到香港是十分困難的，不過如果有家人在香港工作是會比較容易一些。母親後來向當局申請帶妹妹和弟弟到香港探望父親，只留下我一個人在鄉下。母親不敢申請全家人一起到香港，原因是不容易得到批准，因為當局會認為如果全家一起去，有機會趁機留在香港不回來。後來反而是當局主動勸母親不如也把我一起帶去，因為如果留下我一個人在鄉下，一來無人照顧，二來有可能發生危險，就這樣政府批准了我們全家一起到香港了。

離開故鄉時我應該是八、九歲之間。我們先坐船到澳門居住了一個月，這個月我也找到了學校讀書，一個月後我們終於來到香港和父親見面了。一到步我們先在上環一家廉價旅店住下，很快我們便搬到生活費用比市區廉宜得多的離島長洲居住了。我在一間小學插班讀三年級，我那後三分一的童年便是這樣在長洲展開和度過。